别让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遭遇尴尬

2019-08-24 00:34:05 来源: 辽源信息港

核心提示:2012年夏天,24岁的方某在北京市城外诚家具城公司宿舍内,持刀将22岁的鱼某扎伤,致其右眼无光感, B超显示右眼结构不清,肢体及躯体斑痕累计达4.4cm,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

2012年夏天,24岁的方某在北京市城外诚家具城公司宿舍内,持刀将22岁的鱼某扎伤,致其右眼无光感, B超显示右眼结构不清,肢体及躯体斑痕累计达4.4cm,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方某被当场抓获。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某于事发当日被刑事拘留。

经查,方某是湖南人,曾在北京市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当保安。2012年7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司法鉴定中心对方某进行了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经鉴定其为精神病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今年4月11日,方某被释放,结案前警方对其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受理另一起强制医疗申请,24岁的张某来自四川的农民。2012年冬天,在7-11便利店内想窃取一瓶梅酒、一瓶力保健,被店内员工发现。之后张某持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工作人员王某进行威胁,并造成王某手部受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张某被当场抓获,因涉嫌抢劫罪,张某于当日被刑事拘留,后经鉴定为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于201 年5月 日被释放,结案前也由警方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检察院认为,方某实施的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以及张某实施的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均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二人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均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对其进行强制医疗。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2款的规定,提出强制医疗申请。

据这两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吴小军介绍,目前,两个案子都已经结案,法院把相关材料和《执行通知书》转交给公安机关强制医疗处,由他们来执行。吴小军法官说: 以前这类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再由公安机关自己执行,现在决定权交给法院,由法院审核,再转交公安机关具体执行。这样,对权力有一个监督,通过司法公开的形式,让程序上更加公正,作出的决定更加使人信服。如果没有人监督,就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积极的。

立新规 防止 被精神病

近年,媒体披露了一系列以收治精神病患者为名,将无辜公民强行送入精神病院长期羁押的公共事件,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强制医疗制度改革的强烈呼声。

我国刑法曾经这样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而这一项规定,存在着很多弊病,导致很多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却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的 治疗 。

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对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 ,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也规定了规范的程序,这包括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决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到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强制医疗措施的解除申请和决定等内容。

这些规定,限度防止 极个别公安机关将上访者、轻微违法者直接当成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情况 的发生,对于保障人权、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维护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据一线法官介绍,因为强制医疗直接涉及到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新《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不仅严格限定强制医疗的实体要件,而且精心构建了 控辩式 的强制医疗案件的庭审结构,赋予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答辩的权利,并在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关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分保障精神病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权利。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强制医疗后,应当向公安机关送达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但《刑事诉讼法》依然赋予了被强制医疗的人(精神病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鲜明的程序公正意识与人权保障意识,而且有利于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

配套措施亟需跟进

新的法律规定对解决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问题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新规实施过程中,责任主体不明确、经费难落实等问题相继出现。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解决精神病患者引发的社会问题,既需要相关配套法规的出台,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我国对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的规定还并不完善。很多地方法院对于如何执行、怎么实施强制医疗却没有提及配套措施。该由谁具体承担医疗工作、费用该由谁出,就连涉及办理这类案件的许多相关工作人员都不清楚。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 两高 司法解释及公安机关相关办案规定也仅明确各自在强制医疗中的职责,对这一新制度带来的额外 执行负担 大部分都在回避。而在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也未就司法机关决定的强制医疗的救治机构、经费人员等作出呼应。

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案件将会层出不穷,会给强制医疗决定执行机关带来越来越多的财政负担,强制医疗程序配套措施的缺失很可能会让这个程序遭遇尴尬。

南京市玄武区的一线办案人员也遇到了各种难题,办案中出现了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地,有的家属提出回原籍医治,但刑事案件由案发地司法机关管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也应该如此。对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能否异地执行,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可以异地执行,那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又是一个问题。政府财政部门提出属地救助等问题,涉及医疗和审查的冲突及经费保障,如果缺失救济途径,实在不利于办案,更不利于精神病人的救治。

在朝阳法院的吴小军法官看来,精神病人对被害人一般都是暴力伤害,造成的后果都比较严重,目前来看还没有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救济途径。如果通过民事渠道,一般这样的家庭都没有赔偿能力,家里也不愿管,对被害人的赔偿这一问题,救济途径一直都很匮乏。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才刚刚开始,吴小军说,从法官角度看,如果这个程序继续向前发展,被强制医疗人通过治疗一段时间恢复的不错,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提出申请解除意见?对于这一专业领域的判断,对于法官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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